喀什市是新疆最西边的城市，离乌鲁木齐市大约1500多公里的路程。喀什是“古丝绸之路”的交通要冲，该地区居民中90%以上是能歌善舞的维吾尔族人，喀什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。

　　687分，我也没有想到能考这么高的分，但我认为分数和我的付出是成正比的。我生活在新疆一个偏僻的连队，可能新疆的许多人都没有听说过我生活的地方——新疆兵团农三师工程团。

　　我的家里经济状况非常不好，父亲是三级残疾，为了维持生计，一家人在路边开了个小店，勉强度日。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这句话对我来说很合适，我的身上过早承受了来自贫穷给我的压力。其实，我和城市里的孩子比起来，外部的环境差远了，城里的孩子不用劳动每天只管学好，玩好。而我还要考虑家里如何过活。

　　13岁我就自己当小老板了

　　1996年，我当时只有13岁，我的母亲得了重病，父亲陪她去乌鲁木齐市治病，医院说我母亲需要住院，这一住就是8个月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，我们家在这附近没有亲戚，我每天必须早早起床，自己作饭吃，然后去上学。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也非常害怕，担心母亲的病，晚上没有人跟我说话，有时我都被吓哭了。

　　快开学了，可我的父母还在乌鲁木齐市没回来，要交学费了，这下可把我给急坏了，我每天盼啊盼，盼他们快点回来。我放学后就坐在家门口眼瞅着一辆一辆的车经过，盼望着父母能从车上下来。可是离开学越来越近了，他们也没回来，我当时真的很无助！后来听我的父亲讲当时他们也是心急如焚，母亲的病一天天加重，医药费也不够了，我父亲的头发都白了。我非常害怕会因我交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学，我就每天在捉摸着如何能赚到钱，能有学上。有一天我看到一些人在商店门口打台球，就灵机一动，想到家里也有一个旧台球桌子，为什么不摆出来挣钱呢？我试图搬出来赚钱，自己搬不动，就叫邻居家的叔叔来帮忙，每天把台球桌子摆在外面，找小伙伴凑钱买了杆子和球，自己当起了小老板。

　　开学时，我终于靠摆台球挣够了学费，8个月后，我的父母进门后，看见我的小脸瘦了一圈，抱着我就哭了起来。

　　我的母亲回来后，满身插着管子，病也没有治好，打那以后我放学无论多晚总是帮父亲做饭，还端来一口口地给母亲喂饭。

　　我是新疆兵团农三师中学的毕业生，从小学到高中，每年都是“三好”学生：2001年被评为自治区区级“三好”学生，2002年获全国中学生生物联赛一等奖，同年又获全国希望杯数学邀请赛三等奖……2001年，对我来说，是黑色的一年。这一年，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，从考场出来后，我自责极了。

　　那一次，我的考分是588分。可能对于很多考生来说，588分无疑是高分了，但对于第一志愿报考清华大学的我来说，这并非是个好消息。

　　高考分数线下来后，为了鼓励品学兼优的学生，农三师专门召开了相关会议。农三师副师长严修业将200元奖金交到我的手上。

　　“别灰心，下次会考好的。”严修业说。

　　“能！我一定能！”我当时坚定的语调令在场的农三师记者们至今记忆犹新。转眼间，2002年的高考又来临了，这时的我一直憋了口气，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成功达到清华大学的分数线。

　　进入复习阶段时，我每天做完基础知识、综合能力训练后，除上课时间外，我每天都会和别人打乒乓球、下棋，尽量不要使自己太紧张。

　　我觉得我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能继续下去。其实，平时的基础知识我已经很努力地在掌握了，高考复习只是我的一个回顾期，我在高考前玩，这只是对我自己的一种放松。

　　7月25日是我的父亲郭德明的60岁大寿。这一天我为父亲准备了一份最贵重的礼物。郭德明甜蜜地回忆着：“那天我生日，我还奇怪，慧勤咋就不见了？往年我过生日，这孩子老早就张罗着该送什么礼物，今年她咋了？别不会有什么事吧？”天快黑了，我给父亲带回了礼物——我今年的高考成绩考了687分。

　　我今年报考的仍是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。我以前曾想做科学家，但现在我的想法变了，我想做一个企业家，这会让更多的人有饭吃，毕竟我经历了贫穷的童年，甚至现在还贫穷着，我希望我周围的人都能富起来。

　　在这个过渡的年龄段，不，早已过了过渡期，我们被生活磨平了棱角。我们不一定相信什么，太阳还是那个太阳，人还是那个人，只是心情不是昨天的心情。

　　当我告诉父母我今年可能是新疆的理科头名时，他们激动得